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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石市人大常委会


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办法

（2001年4月2日黄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做好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办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大代表对全市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是代表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人大代表建议,包括：（1）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个人或联名提出的书面建议；（2）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大会主席团决定转作代表建议处理的议案；（3）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个人或联名提出的书面建议；（4）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建议。

第四条　市人大代表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落实。

第五条　市人大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由大会议案组统一整理，分类编号，会后交办。属政府系列承办的由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机构交办，其它机关、组织承办的由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直接交办。市人大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由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登记编号，提出交办意见，分管领导审签后交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

市人大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应在会后的一个月内交办；市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根据其涉及的内容，由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在收到建议后的十五天内交办。

第六条　各承办单位对交办的代表建议要认真清点，逐件登记。如有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应在收到建议后十天内将原件退回交办机关并说明情况，不得因故不办或者自行转给其他单位。

第七条　代表建议涉及两个以上承办单位的，由交办机关指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联合办理。主办单位应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办理，协办单位要积极配合。在办理过程中，如双方意见不一致，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共识的，主办单位应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由交办机关协调办理。

第八条　交办机关在办理过程中要经常与承办单位保持联系，掌握进度，督促落实。

第九条　承办单位负责人和承办人员应加强同提建议代表的联系，采取走访、座谈、邀请代表参加会议、现场察看等形式，征求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第十条　承办单位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做好承办工作。对应该解决并有条件或创造条件能够解决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解决；对因客观条件限制，本年度办理不了的，要作出规划，可在下年度继续办理，并向代表通报办理的进展情况；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或受其他条件限制不能解决的，应如实向代表说明情况，作出解释。

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应在交办之日起五个月内办复完毕。对个别情况复杂、办理难度大，五个月内确实无法办毕的应及时向交办机关和提出建议的代表说明情况，待办理完毕后再作正式答复。对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应在交办后的三个月内答复代表。

第十二条　对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结果的书面答复要由该单位主要领导审签，以本单位正式函件形式答复代表。

市人民政府部门办理的代表建议，应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市直局以上部门进行答复，不得由其内设机构或下属单位直接答复。

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承办单位应分别答复联名的代表；对几个部门联合办理的代表建议，由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协商后答复。

书面答复在主送提建议代表的同时，应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机构。

第十三条　承办单位寄发办理答复件时，应同时附送《征询意见表》，由代表对办理结果按“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等次填写自己的意见，分别反馈给承办单位，同时寄送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机构。

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限期重新办理并答复代表。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建议和需要较长时间分步解决的建议要抓好跟踪督办。

第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每年听取一次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审议。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积极办理涉及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工作的建议，必要时可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有关办理事宜。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视察、检查和抽查，必要时，也可组织代表进行评议。代表对办理工作不满意的，可依法提出询问和质询。

第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成绩显著、得到代表和人民群众好评的承办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敷衍塞责或逾期不办，造成重大损失和代表强烈不满的，由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直至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浅谈公安交通行政行为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李钢


自由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词语，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价值，它的基本含义是取消了外部和内部对自由的限制和强制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作为有理性的人具有的一种通过思索、思考、表达而获得的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个体必须享有政治权利、谋求政治利益、表达政治主张的政治自由，可以自由地追求经济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可以依照个人的秉性、爱好、潜能与兴趣来自由发展自己的个人发展自由。
自由作为法的最本质价值，在受到普遍追求与保障的同时，必须受到法的限制，但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作为主管道路交通秩序与人民出行安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民交通警察，为了使用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去实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目的，实现社会秩序之道路秩序的维持，就必然需对相关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自由权利做出某些限制，就必然产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公权力与交通参与者之私权利的冲突，当然根据法律精神，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并不在于单纯限制私权利本身，而在于实现私权利和保障私权利，实现在法律秩序中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有效享有和扩大。但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和优先性特征，在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或无效前，其拥有推定合法有效的垄断性，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遵守执行，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我们的执法体制和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必然会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限制产生弹性的影响。在我们的执政党明确提出“执法为民”、“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的前提下，如何适当地限制自由以达到保障自由、扩大自由的目的就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以下三个原则：一、无伤害无干预原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那么社会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比如对车身不洁行为我们就没有依据和必要进行干预、处罚。二、对自由的限制应以必要为原则。其一、 对自由的各种限制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该是必要的。如果对自由的限制是可有可无的，就没有必要去限制自由。在这种不必要情况下对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只能是对自由的轻视和否定，是对自由的专制和专横，其二、对自由的限制程度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如果法对自由的限制程度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也必然是对自由的禁锢，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的限制就会畸变为对自由的扼杀和叛离。其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该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行政执法的高效益也是我们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且在现代法治政府中更显突出，应该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三、要以法律为准绳。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的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的限制就是违法的、无效的。以上原则之外我们还应该明确认识权力运用之目的合法性与权力运用之手段适当性理论，不能为了追求合法的某一行政目的而任意地采取一些过激的超出必要性的执法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威胁等伤害力较大的手段，将人民群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伤害人民的感情，破坏政府的形象，这集中体现在公务化暴力现象中，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人民群众并不与我们的政府直接“打交道”，国家的管理活动一般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作为与不作为展开，因此对执法人员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判断。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恶化已减弱的政府执法形象，而且往往触及我们的执政根基。一般认为其原因是：一、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集团利益保护主义；但其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我们的个别政府、政府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的浅入浅出，没有正确树立“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执法理念，没有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执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的执法人员权力单向支配意识的体现，将行政相对人视为自己的被管理者、被支配者，由此就极易导致权力欲望的膨胀，从而引发权力的滥用、暴力执法。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制度上把任意执法行为非法化，引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一次彻底的理念大革命，进一步落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不仅是熟悉应知应会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狠抓对法治理论的学习理解，树立正义首位、价值衡量、手段适当性等法理原则，使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正确地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从思想上堵住暴力执法、任意执法的根源，真正实现执政理念的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坚实而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