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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探望权的性质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改和完善。根据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夫妻离异后对子女的探望权制度。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立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探望权，在国外通称为探视权，是指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可以看望由另一方直接抚养的子女，或将子女短暂接回共同生活的权利。注 1探望权起源于英美法系，后逐渐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如《德国民法典》第1634条规定：“（1）不享有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一方有权与子女进行人身交往，不享有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一方和人身照顾权权利人应当不作任何有损于子女对另一方的关系或使教育产生困难的行为。（2）家庭法院可以对交往权的范围作出裁判并对其行使作出也第三人有效的详细规定；在法院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非为人身照顾权权利人的父母一方在交往期间行使本法第1632条第2款的权利。（3）不享有人身照顾权权利人的父母一方鉴于正当利益，以符合子女的幸福为限，可以要求人身照顾权权利人告知子女的人身情况。”注2。我国台湾地区将探望权称作为全面交往权，其民法典1055条第5项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全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7条专门就探视作出规定：“如法庭在审理后认为进行探视不会严重危害子女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可以准予无子女监护权的父母一方享有合理探视子女的权利。注3
由于探望权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时间还不够长，在理论上对探望权的性质认识存在着分歧，因之给现实性中探望权的执行带来不便。对探望权的性质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探望权权利说，其中又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探望权具有双向性，即探望权不仅是离异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而且子女也应享有主动探望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的权利。狭义说则认为探望权为单向性，仅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享有，而子女不享有探望权。我国采纳的是狭义说。二是探望权义务说，即探望权应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的一种法定义务。当不直接抚养方不履行探望的义务时，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探望权权利义务说。即探望权于不直接抚养方而言，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当其不履行探望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未成年子女而言，则为一种权利，子女不具有探望的义务，也没有被探望的义务。这也正符合立法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目的。
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方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而派生的一种法定权利，这已为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所共知的事实，但长期以来大都忽视了子女的探望权。从我国法律规定看，将子女列为被探望的客体，即只允许其被动的被探望而没有赋予其主动探望其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的权利。这与我国立法旨意及现实情况不符。我国立法旨意在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父母的探望权也是依附于子女的最佳利益而设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造成的感情伤害，通过全面交流，增进感情，使子女真正感受到不因父母离婚而推动父亲或母亲，这种交流应该是双向性的，确切地说，于子女而言其更有探望父母、交流感情的欲望，从而减少被遗弃感，从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另外，探望权的义务性质很少得到认同。依常理而言，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减少，父母离婚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子女的缘故，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一些不负责的父或母，或者是农村可能出现的因重男轻女思想而离婚后对婚生子女不管不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仅仅视探望权为一种权利的话，那么依权利可以放弃的法理，这些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大多可以对子女不管不顾而心安理得，但对子女而言却是一种伤害，且当父母对探望权达成调解协议或对法院对探望权进行判决后，父母又无故不行使生效法律文书的探望权利的（或者说为义务），法院依法又不能对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则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矛盾。因此，笔者不仅赞同探望权的双向权利属性，即父母或子女同时享有探望的权利，同时探望于不直接抚养的是父或母而言，既是一种权利，也应是一种义务。具体分析如下：
一、从立法意旨层面分析
依现代亲权理论，探望权乃基于亲子血缘关系所衍生的自然权利，不因婚姻解体而消灭。父母与子女之会见、或接触、往来，能直接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促进子女的人格健全发展；也可以监督对方行使亲权的正当性和适当性，以避免其滥用亲权而损害子女利益。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家庭解体与重组频率加快，越来越多的离异子女生活于单亲家庭而缺乏必要的父爱或母爱，子女成为离婚的受害者，如何减少父母离婚给子女带来的伤害，使其得到完全的父母之爱，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成为立法考虑的首要问题。注4为此，我国婚姻法第38条作出了探望权的规定。可见，立法并不是为父或母之利益设立探望权，而是以子女利益为最佳考虑。换句话说，探望权作为子女利益的考虑，其依附于子女最佳利益而存在，离开对子女利益的考虑，探望权无存在的合理性。若探望权与子女利益发生冲突，父或母之探望权不得不受到限制，甚至剥夺。注5我国婚姻法第38条第3款有中止探望权的规定，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将“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作为探望权中止的唯一法定理由。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探望子女的一方如果有严重的精神病或烈性传染病、虐待子女、道德品行特别恶劣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因素，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探望权。这就体现了对子女利益的保护。因此，从父母子女关系来说，探望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依附于子女最佳利益而存在，这就是我们探讨探望权合法宗旨所得出的最终结论。
二、从实现监护权层面分析
监护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设立保护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依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有以下几项：“（1）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2）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3）代理被监护人参加各类民事活动；（4）教育和管理被监护人；（5）在被监护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诉讼。由上可知，监护人为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而设的，于监护人而言，是一种义务，违反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第22条规定：”……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监护权不因婚姻关系解除而消除。《意见》第21条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孩子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以该子女有犯罪行为的、虐待行为或对孩子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在该《意见》第158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责任。”可见，规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的探望权，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监护权。由于婚姻关系的消灭导致了共同生活基础的不存在，非直接抚养方的监护权受到包括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因此，赋予其探望权能更好地实现监护权。当监护不力，因被监护人的行为致他人发生损害时，不直接抚养方亦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探望权也具义务的性质。
三、探望权的双向性分析
我国婚姻法仅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探望权的客体，与我国立法旨意不相符。实践中，往往未成年子女思念母亲的心更切，故有人提出未成年子女亦可行使探望权。在子女是否应当成为探望权的主体这一问题上，学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子女要求会见未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乃基于血缘上的固有权利，未成年子女思念父或母更甚于父母思念子女，对其要求接触，交往之权利不能无故加以剥夺，也不因父母之间的离异而加以阻碍。因此，探视权是一种双向性权利，父或母因离婚而仍享受探视权，子女亦然。否定说认为，父母离婚后子女通常由父母一方抚养。由于子女为未成年人，在法律上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法律赋予其探视权，承认其为探视权主体而向法院提出探视权的请求，那么非依其法定代理人父或母之代理申请或同意而不可为之，考虑到子女行使探视权在事实上的困难，故法律不赋予子女探视权。注7
我国婚姻法采纳了否定说，但笔者较赞同肯定说。如上分析，无论民法设立的监护权，还是婚姻法规定的探望权，都是为子女利益考虑而设立的，故探望权不应当仅从父母利益出发，而更应从子女的利益出发。探望权不仅为父或母之权利，更应为子女的权利。未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虽因需依赖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第三人的协助而导致事实上的困难。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权利的存在。并且该事实上的困难也并非没有解决之办法。当父母不履行探望的义务时，可由法官为子女设立专门的监护人或委托其他社会少年权益保护机构代为行使。从各国立法来看，探望权的主体不仅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还及于未成年子女和其他对子女事实上抚养的第三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承认子女的探视权，我国婚姻立法亦有借鉴的必要。
综上，探望权兼具权利和义务的性质，且子女亦享有探望的权利。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完善立法，特建议如下：
1、赋予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即子女对非直接抚养的父或母有主动探望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子女有权选择探望或不探望的权利，有权选择探望的时间、地点、行使探望的方式的权利，父母对探望进行协议或法院判决时，子女有权发表意见。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为酌审子女最佳利益，得征询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意见或请其进行访视，就相关事项为事实之调查，提出调查报告及建议。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得命少年调查官进行调查，子女满7岁以上未成年人者，法院就监护及全面权问题进行裁决前，应听取其意见。另外，探望权人按照协议或法院判决具体探望时，还应考虑子女的意志，如果子女在约定或判决的探望时间不同意，探望权人不得强行探望。因子女是未成年人，其实行探望权在事实上存在困难，一般来说，直接抚养方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不愿协助其实行探望权。基于此，依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当未成年人子女探望受阻时，任何部门、任何公民都有义务制止侵害子女探望权的行为，协助其实行探望权，或者设立专门的未成年子女探望机构。
2、设定不直接抚养方的探望义务。非直接抚养方的探望义务为：一般情况下，依协议或法院判决进行探望，但子女不同意时，不能强行探望，当子女要求探望时，则有义务进行探望，如不履行探望义务则未成年子女可提起诉讼要求履行探望义务或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对探望权执行时，可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直接抚养方具有协助探望的义务，一般包括：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本着方便探望人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或者按照法院判决安排探望。直接抚养一方不得利用直接抚养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和便利，唆使子女拒绝探望。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得设置障碍，拒绝非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探望子女，否则就侵害了未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探望方可依此提精神损害赔偿，情节严重的，可适用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报载，美国一妇女因不让其享有“探视权”的前夫探望子女，被法官判处监禁数年。


注 释：
1、《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马原主编，第195页。
2、《德国民法典》郑冲、贾红梅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382-383页。
3、《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夏吟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298页。
4、姚红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5、戴东雄著《亲属法实例解说》第313页。
6、吴节祥、陆云虎《对探视权的反思》，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第67页。
7、戴东雄著《民法亲属编修正后之法律问题》。


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 张文瑞 曾春红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力度的逐年加快，国家相应加大了对于三农领域的资金扶持力度，这似一支强心剂极大程度推动着美好乡村建设的快速发展。然而，与之伴随的是，在国家的巨额资金投向广大农村的同时，贪污贿赂等涉农职务犯罪行为也相应在广大农村地区滋生、蔓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发展态势。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并积极做好预防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面前的迫切问题。鉴于此，笔者尝试通过安徽寿县人民检察院近两年来立案查办的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案件入手，分析涉农惠民领域贪贿案件的的特点、原因、对策，以便为今后更好地查处及预防此类犯罪提供借鉴。

　　一、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特点分析

　　近两年来，安徽省寿县检察院共计立案查处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8件47人，分析这些案件，笔者发现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的成案特点：

　　1、贪污贿赂案件仍是涉农职务犯罪的主流。经统计，两年来，在该院查处的38件47人涉农惠民领域职务案件中，贪污、贿赂案件合计为33件39人（其中贿赂类犯罪8件8人），案件数占86.84%，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类案件5件8人，案件数仅占13.16%。以上数据反映出，贪污和贿赂犯罪仍是涉农惠民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类型，因此打击涉农贪污、贿赂认为当前及以后的检察工作重点。

　　2、犯罪职业构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去年，我院查出的涉农贪贿犯罪案件主要集中于村干部，然而今年在我院查处的涉农惠民贪贿犯罪案件中，除村级干部外，还有供电、交通领域、运管领域、计划生育领域等从业人员；犯罪人员构成中，除村干部外，既有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也有乡（镇）会计等经济负责人，但总体上以资金直接经手人居多。数据表明，今后检察的对象仍以财务直接经手人为主。

　　3、窝案、串明显。两年来，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中，截止目前，我院共查处窝案犯罪5件9人，其中有3件均涉及村书记与村文书共同贪污，1件涉及土地承包领域职务犯罪，1件涉及招投标领域滥用职权犯罪。

　　4、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在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科级以上干部3件4人，其中正科级干部2人。我们知道，县及乡镇干部的经济犯罪比一般农村经济组织人员犯罪更具社会危害性，这些犯罪分子在国家实施的涉农惠民工程建设领域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大于村级干部，为当地百姓所痛恨。

　　二、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成因分析

　　分析这些犯罪的成因，不难发现，此类犯罪不是偶然行为，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言之：

　　1、权利过于集中于一人。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等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权限不断增大，特别是村一级干部自治所带来的是权力过于集中于村书记一人手中，很多重要生产要素如土地开发、开办村集体企业、资金申报、计划生育罚款、兴建村福利公益设施等权力全都掌握在农村基层干部手中，有效监督的缺乏致使腐败分子乘机为其本人或亲属谋取私利、滥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

　　2、财务制度不严，有漏洞可寻。涉农贪贿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财务制度混乱的问题，也是一大顽疾，村普遍存在出纳、会计一人兼，有的是村书记直接管钱管财务或者是管财务的是书记亲属或者村文书唯村书记一人之命是从，绝大多数村财务监督组形同虚设，导致了腐败现象大量出现。有的是县、乡、镇领导手中握有大量公款，收取的公款长期不交财务，自收自支，以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手段进行贪污、挪用公款现象较为普遍，去年查出的供电公司贪污、挪用公款案和交管站贪污案就是典型。

　　3、廉政教育不深入。尽管我们党为了保证干部廉洁从政，廉政教育年年抓，并已经形成了长期教育机制。但是我国幅员辽阔，村级组织点多、面广，加之农村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有些农村干部在学习制度的落实上相对较差，自身素质跟不上，长期不读书、不看报，自身免疫力又不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最终一旦案发，害人、害己危害社会。

　　4、监管机制缺乏，监督不力。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由于乡村群众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监督力度薄弱。多数农民历来对乡村干部有敬畏感，有畏官意识，加之他们不懂得、不明白村级财务如何运行及使用，不知道村干部的哪些行为属于违法或违纪，即便当其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也往往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或者是能私了的则私了的处事方法，导致不敢检举、揭发、举报。而一些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些软弱心理，恣意犯案。

　　三、涉农惠民领域贪贿犯罪的预防对策

　　我们知道打击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不是根本目的，怎样保障国家补助资金真正落到实处，保障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预防犯罪的潜在发生才是根本所在。为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全面发展，我们必须综合运用政治、宣传、教育和监督等多种手段，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刑事打击方针，使农村职务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还民生建设以健康发展。为此笔者建议：

　　1、选好干部，分散权力，加强权力监管。好的事业需要好的领头羊带领，新农村建设更是离不开好的村级领导班子。为此，笔者建议：严把选举关，真正让那些备受村民拥护、办事公道正派、勤劳实干、热心为村民服务、有头脑、有主见的村民担任村领路人；同时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及选举法的相关规定选举村委会班子，上级党委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村委会干部进行监督或诫勉谈话，保障其将全部精力用在发展农村建设上。同时，注重鼓励、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秀大学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便做到更新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形势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严格村级财务管理，不给腐败留下制度漏洞是制度性保证。这是防止犯罪现象发生的根源所在，为此必须高度予以重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一是要全面落实“村财镇管”制度。作为村集体的直接负责单位，乡镇财政部门理当切实负起责任，全面加强对村级账目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和处理办法；特别要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跟踪，防止专项资金被侵吞或挪用。二是要加强对村级财务人员的管理与培训。乡镇财务管理人员要对村级财务人员的业务、素养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岗位培训，充分发挥镇级财务人员对村财务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作用，及时查纠不合理开支，防止违法违纪行为发生，保证财务活动规范化、合理化。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制。俗语道：阳光是惩治腐败的最好武器，要让村级财务收入支出情况定期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广大村民监督，让村民及时知晓财务收支状况，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发生，对于大额资金支出必须经村民会议研究投票决定。三是实行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应全面在村级铺开，建议镇一级可以专门设立离任审计办公室，专门针对此事加以负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村财务工作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快速发展。

　　3、大力培养群众监督意识，着力构建农村预防贪贿犯罪体系。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其检察职能，深入乡镇、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法律的手段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助推美好乡村建设。笔者认为当前要做好如下工作：一要多渠道鼓励群众积极提供职务犯罪线索，做到发现一起严厉打击一起，通过严打以儆效尤，让村干部们感到害怕，从而不敢挺身试法；二要对村主要干部进行专题培训教育，特别是针对村一把手，开展预防教育，以近期出货的典型事例，以算经济账、政治账、家庭账的方式，引导他们常诵“廉政经”、常敲“警示钟”，着力提高村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使广大农村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起勤政廉政的思想防线，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干事业；三要与乡镇建立纪委及时沟通协作机制，特别是与财政部门及离任审查办公室建立协作机制，保证在不影响乡镇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开展职务犯罪查处工作。

　　当前，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高检院在去年年初就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重点打击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重点打击危害民生民利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以及时扭转涉农领域职务犯罪高发态势，进一步为国家涉农资金的落实、为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保驾护航。为此，各级检察机关应关注当前及今后民众利益之关切，以打击此类犯罪为手段，反贪部门应充分结合涉农贪贿案件发案特点，在重点打击涉农贪贿犯罪的同时，结合高发原因辅助预防部门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切实将此项惠民、利国工程做好，最终实现国家各项惠农补助资金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惠民的目标。


　　作者单位：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