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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
高一飞*

[内容提要]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失去了在普通程序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很多权利，那么，简易程序是否是正当的程序，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作者从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背景、诉讼效率意义、实体公正结果三个方面论证了简易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 简易程序 程序正义 诉讼效率 实体公正



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刑事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理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根据简易程序起诉的案件不能移交给严格程序审理，被告人不能选择陪审团人员，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它表现为程序的简化或者省略。在正因为其程序具有简易性，被告人在普通程序中的很多权利同样被简化，所以对其存在的价值进行解释和论证很有必要。
一、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
程序正义的内容在学术界的很多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陈瑞华博士认为，在程序正义因地区文化传统不同而争论不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公约所确定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来确立。认为程序正义的内容将会不断的发展，但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程序参与原则。包括：所有诉讼参与人亲自参加、始终到场；这种参与是有意义的；这种参与是充分有效的；参与者能受到人道对待，具有人性尊严。2．中立原则。包括：裁判者与案件无牵连；裁判者不谋求争议利益；裁判者不对参与者存在偏见。3．对等原则。包括：参与各方机会、手段平等；法官应对各方的意见予以平等关注，并充分考虑其观点。4．理性原则。包括：据以判决的事实须经合理证明；裁判之前必须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庭调查和采纳的所有证据为根据。5．程序自治原则。包括：裁决须在全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形成；裁判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裁判须以参与者全部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6．程序及时原则。包括：审判不能过于匆忙；审判也不能过于急速。7．程序终结原则。即裁判应当具有稳定性。
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提高效率不能以过于急速、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他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正义至上的原则不可动摇。尽可能选择适当的形式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简易程序正好能把效率与正义结合起来。除了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这一点符合正义的要求以外，诉讼过程的正义也是简易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理由。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各个方面完全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国际标准。
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即程序即时原则。所谓程序即时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既不能过于快速，又不能过于拖延。过于缓慢的诉讼使程序正义难以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适当的关注，他们往往会产生受忽视的感觉；而且拖延会使法官难以向程序参与者各方就裁判结论作出合理性证明，他们在说服控辩各方从心理上接受裁判的合法性的正当性方面产生困难。 因此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害人、被告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加即时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这正是刑事诉讼人权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简易程序符合正当审判程序的最低程序要求。审判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 作为审判具有以下基本的特征；1．程序启动的被动性主要表现在审判程序的发生必须基于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公民个人合法有效的起诉，不告不理，无起诉即无审判。2．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法官不能参予到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只进行导中裁判。3．审判过程的民主性。即控辩双方能在公开的法庭中有效的参预审判过程、影响裁判的结果。4．对案件的处理具有终局性。现代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等腰三角结构，即双方当事人居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端，平等对抗，裁判者在其上居中决断。在刑事诉讼中，其基本的要求是审判中立、控辩平衡。简易程序具备了以上审判的基本要素。首先，从程序的启动来看，简易程序也是在控诉的前提下，因控方的要求而启动的。起诉程序绝对不能简化。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处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个法案，它就予以解释。简易程序中对有此庭前程序可以简化，但是法官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检察官或者公民个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它不会主动去追究某一个的的刑事责任。其次，在简易程序中法官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它根据检察官的请求使两方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使辩护权，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再次，从简易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它省略了或者是简化了庭审的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它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而简化的。因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是具备的。在简易程序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简易程序，都存在一个完备的正三角形结构的审判机制。
简易程序是以自治为前提的。各诉讼法都规定简易程序必须以诉讼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没有被告人的同意不能启动简易程序，而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也可以要求转化为普通程序。所谓程序是指解决案件的过程，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国学者卢曼曾经指出：“所谓程序就是为了法律性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相互行为系统。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出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更具有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正是这一缘故导致了程序这样一种特有的行为秩序的发展。” 程序的意义表现为它能够保证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正义；又能使选择的实体结果更具理性。 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在“对席的辨论”和“中立的裁决”的基础上进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尽量说服法官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往往只是被放在当事者与法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以考虑。实现法律的正义被认为是法官的任务，法官要求说明介入双方辩论、决定论据等权限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种种措施、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反驳等相互作用必须在法庭上在法官的面前展开。也就是说当事人与法官在垂直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形成控、辩、审三方的正三角诉讼结构。这一种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的认罪，实际上，从程序的最初阶段，国家就必须对自已的控诉行为提出合理理由，即案件的开始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政府官员不可能用普遍撒网的方法取证以证实某一个公民是否有罪，只有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曾涉嫌某一犯罪时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权力”。同时，“国家不能未经证明就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对他们处以刑罚。不论被指控的人所犯罪行的细节有多么微小，国家都要花费代价（经常是相当大的代价）证明每个罪行和每个细节符合犯罪的条件”。 但是，简易程序与国家的举证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简易程序中否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在仅有程序简化的情况下，质证的过程并没有简化；在辩诉交易中，程序展开以被告人的认罪和同意为前提。二者都并没有排除控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同时也是在当事人之间在水平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无论提出请求还是展示证据即使首先是针对法官的。“如果没有这种对席辩论的方式就没有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司法在今天必须达到的一般准则。” 当事人之间的作用是诉讼程序的中心部份，这既可以由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这一理由来说明，也可以由对自己权利和处分是自由的这一理由来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体现了诉讼的自主，因而它是民主的。
简易程序并没有省略平等对席的辩论，它省略的是其它的程序，但是它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既有程序权利的自动放弃又有实体权利的馁协，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在地位平等、立场对立、权利对等的基础上完成诉讼。辩论规范反映了当事人在什么方向上解决的意愿。作为有拘束力的判决，其重要的问题是将对论予以判断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因此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定双方的纠纷。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决者在消极听审的前提下做出公正裁决。简易程序中法官的作用仍然体现了消极和中立。首先，在一般的简化式审判中法官听审之后象在普通程序中一样作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双方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完全的消极接受。其次，在裁决公正方面一般的简易程序中法官也是象普通程序一样做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简易程序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简易程序的诉讼效率价值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诉讼投入和诉讼和出的关系。投入在经济学上是投入的一定资本，也叫成本。刑事诉讼的成本或投入包括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人力，而且包括物力和财力。显然，耗费的时间与诉讼投入是成正比的，就如播种和收获一样，在短期内完成能够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减少刑事诉讼投入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减少诉讼中的投入数量；一是缩短诉讼的时间。刑事诉讼产生不出直接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收益，但是它获得的收益从伦理和精神的角度去评价是具大的。这些收益包括：秩序收益即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等等。总之他实现了秩序和自由。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本节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却不容置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没有设立简易程序的情况下，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按一种程序来处理的，不但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诉讼拖延，使一些简单的案件不能及时结案。刑事案件的重要复杂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对不同案件使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审判这一过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合理。
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效率意义在于：首先，它符合我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人类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目前，我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经济上的很多困难，是由于效率低下造成的。表现在法制方面，司法机关对案件久拖而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法律的使命在于对各种财富以及财富的交易行为给予公平的保护，然而，财富及其交易行为的公平保护相对于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使用与配置的目标来说，仅有前者是明显不够的。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确地将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作为一种社会目标，它决定着当代法律必须强化这方面的职能，把这一目标当作法律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不可能把全部资源用于刑事诉讼，在资源有限而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合理地配备司法资源，以求使更多的刑事案件得到适当的解决。其次，只用正义无法评价社会生活中某些法律现象，说明法的效益价值客观存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将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而将其他的法律价值作为其下位的价值。而当代法律价值观将效益与正义作为等位的价值来考虑。从理论上看，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同效益是有联系的，在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斯宾塞及罗尔斯等人的正义论中，都包含着些有关效益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正义无法准确地表达效益的内容。“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安排，必须为正义和效益双重目标为依据。例如，对火车排放火花的权利与铁路旁庄稼不受火花侵害的权利的安排，如果仅仅依公正来决定权利应授予哪一方，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或低效使用，而仅仅用效益作依据，则可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无补偿或不能足量补偿的侵害。” 这一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正义与效益是两个不能相互包含或代替的价值。如果有的案件用普通程序解决了，在不使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却使大量的其他案件无法解决或者没有机会解决，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合理的。再次，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依靠效益来实现。法律是权力机构运行的规则，而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是维护正义与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效益不仅为权力提供一套运作的机制；同时确保司法权力运行处于高效的状态，使正义能得以及时的实现。社会公正，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是黑暗的、令人沿有信心的社会，但是一个没有效益的会是一个落后的、没有活力的社会。
人们通过简易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地方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了整个刑事案件的1／3。而简易法院处理的占80％以上，简易法院的法官每年每人平均处理的案件有4624件（除了交通肇事、违法停车）。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每年处理案件的日数为216天，加起来约为1210小时，所以每处理一个案件在地方法院只需3．6小时，在简易法院仅需0．3小时,即20分钟处理一个案件。尽管根据案件的性质法院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都限定到了最低程度，但仍然保持了“对席的辩论、中立的第三者裁定”这一对正义的生产来说是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简易程序的适用，美国的刑事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
三、简易程序的实体公正价值
如何解释辩诉交易式简易程序中的改变事实和法律进行判决，这是我应当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各国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所谓正当的简易程序有些改变了法定的刑罚，有些不仅改变了法定的刑罚而且还改变了指控的罪名。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程序的正当性呢？下面我分而述之。
首先，从简易程序与刑罚适应的关系来看。在辩诉交易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会根据双方的协议或者法律规定的比率改变在普通程序中可能适用的法定刑，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刑罚适用上的改变呢？
以法律为准绳，在我国强调的是以实体法为准绳，即使在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中规定的发回重新审理的情况中有两处加上了“可能影响公平审判”的限制，可见如果不影响公正审判即使违背法定程序也并不导致程序性法律后果。而这里的所谓公正审判显然是指实体结果是否正确，可见在我国以法律为准绳更多的是指实体上的意义，而不是程序上的意义。实际上，现代刑事审判已经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过程，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所谓审判就是根据客观规范的有无作出判断，或对权力的存在进行公正权力上的认定。 审判不能作僵化的理解，首先审判是一种法官创造性的运用法律的活动，法官在审判中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机械的操作工匠，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首先要理解法律、解释法律、行使部分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法律作为裁判案件的准绳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非法律行为三种，但就某一具体纠纷来说，法律很难把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单独给予纠纷一方。从法律适用原则来看，审判必须依法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作为准绳的解释往往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法官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仅仅根据法律条文来看谁是谁非。 刑事案件中实体法的规范弹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非常大是有目共睹的。体现共性的法律条文与充满个性的案件不可能完全稳合，所谓依法判决只能是通过法律而又超过法律。“法律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确定的规则对官员和私人的指导，与各种可变的标准适用不同，这些确定的使用规则不要求他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作出全新的判决。” 但是“法律是什么”在我国确实是一个值得与流行的观点商榷的问题，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狄骥早就说过在立法职能成立以的社中社会中早就出现了审判职能。 法律作为规则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但是站在立法权至上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在法典法国家法官造法也不可避免，“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创立的法令这两个述语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或规范性的法规之上，并将那些意义仅在于处理某一具体案件或某一单一事实情形的法规排除在此概念的范围之外，看来是极为合乎需要的。” 立法的法实际上是动态的法。在上个世纪思想家们反复强调“无论是谁，要是他擅自解释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义，他就是把自己置于法律和全国人民之上”，“法官是宣布法律的喉舌，法律才真正的法官。” 但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批判，依法审判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与三权分立强调人民立法权威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实体法的内容必须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官的积极行为来完成，立法机关所依之法不完全是立法机关所创立的条文，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说：“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法律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而且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已经发现的犯罪事实”，“这些成文法是抽象的和一般的，在一件特殊的争执中还必须加以解释，认为可以适用然后才能实行，因此即使法规、宪法或规则在判决争执的司法程序中还必须经过对习俗和前例的审查以排除和吸收。” 简易程序在尽可能保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时候并没有干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没有机械地去适用法律规定的罪名和刑罚，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简易程序与利益实现的关系来看。在简易程序中辩诉交易的争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也涉及到它是否改变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但赞同者认为辩诉交易可以产生比当事人主义的陪审裁判更为公平的结果实现个别化的正义，因为制订法规定的刑罚常常过分严厉，通过辩诉交易可以使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具体案件的各种特殊情况，另外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明确的有罪和明确的无罪属于黑白分明的以外，还有大片的刑事可罚性不太清楚的黑色地带，当被告人的行为处于该地带时，与其通过审判程序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倒不如通过辩诉交易获得一项折衷的判决。
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解释。波斯纳注意到了辩诉交易可能受到的两方面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是：其一，辩诉交易否定了被告人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课刑。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学者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如果刑事诉讼双方的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在此，波斯纳把放弃的权利作为一种投入，把因放弃一种权利而得到的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收益作为一种解释，从而使被告人自身行为中权利和效益统一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指被告人权衡利弊之后它所得到的权利大于其失去的权利。它是假定在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并且会明智地选择利益较大的前提之下的，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因此总的来说并没有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从控诉方及被害人的利益实现来看。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有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重，因为检察官可能用辩诉交易节约下来的钱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利的案件。这是否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呢？波斯纳认为不会，因为这时被告人也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它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也许辩诉交易给人的直觉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减少辩诉交易呢？实际上诉讼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谈判和诉讼的相对成本，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程度，而这些因素与法官数量无关，因而法官的增加不会影响辩诉交易的比例，何况法官数量的增加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并且不增加法官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刑事审判侯审时间大幅度增加，被保释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下降，而审判前被监禁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增加（除非他们能成功地证明延迟审判侵害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由于诉讼的成本要比辩诉交易高，而这些成本的主要部份是由政府和援助性律师承担，而不是刑事被告人承担。尽管平均刑罚并不会由于其是否通过辩诉交易而受影响，但由于通过审判比通过辩诉交易更容易造成无罪开释或极严厉的刑罚，所以其科刑的变化幅度扩大，这就会对预期处罚成本产生附加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来解决案件，在实体利益上都是一种划算的作法。
（全文9900字。联系电话：13608375667/023-65385918）

ON THE VALUE OF THE SUMMARY PROCEDURE
Yifei-gao(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400031)
[Abstract]Three aspects are tackled: legitimiz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ssence of the legitimization in the author’s opinion lies In justifiable judgement and balance 0f the accusation and relevant existent mechanism.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summary procedure, the author believes,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fficiency legitimizatio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legitimatize rules that different cases are variable in applying different legitimatize procedure, and, it can also save a lot of cost of action.
[Key words]summary procedure justifiable judgement substantive justice efficiency of the legitimization


中法刑事诉讼再审程序比较研究

顾苗 赵景川
（安徽大学法学院 合肥 230039）

摘 要：当前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有必要观察和研究其他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一些有益的经验。本文从再审制度的建立理念、基本规定、启动方式和原审法院地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了中法再审制度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笔者认为，两国再审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再审制度重设时，立法者应端正诉讼理念，消除再审制度中的一些非理性规定，包括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终止检察机关再审抗诉的特殊地位，正确定位原审法院在再审程序中的特殊角色等。
关键词：再审程序 诉讼理念 启动方式 原审法院

法国刑事诉讼构造模式是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再审程序明显具有这一特点。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模式与法国刑事诉讼构造模式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不少差异，这些规定有些是值得肯定的，有些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在此仅就中法刑事诉讼中有关再审程序的问题作些比较研究，希望有益于中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 关于设立再审程序的理论基础
由于法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刑事再审程序，其设立再审程序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追求实体真实，实现司法公正；第二，保护被告人权利，不得因再审而加重被告人刑罚，即再审不加刑原则。首先，因为法国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以追求实体真实是其一贯坚持的原则；其次，法国在世界各国诉讼模式不断融合的潮流下，也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许多内容，体现在再审程序方面，就是接受了"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精神，形成再审不加刑原则，具体内容就是再审应只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绝对禁止提出。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72条就明确规定："重罪法庭宣告的无罪释放裁定，只能在为了维护法律，而且不损害被释放人一方的利益时方得提出非常上诉。（再审的一种）"而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2条规定：任何再审申请均是以提出被判重罪或轻罪者无罪或罪轻为前提的。由此可见，法国的再审程序设置理论前提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即既注意追求实体真实，实现司法公正，又注意保护被告人权利。
在我国，按照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再审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按照当前权威的观点，"即使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一经发现有错误，不论是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也不论是对原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加以纠正，从而使无辜受罚者得到平反昭雪，轻纵的罪犯得到应得的惩罚"。[1]换言之，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当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构成了我国在设计再审程序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我国再审程序的理论基础就是追求实体真实，实现司法公正，而不论其是否对被告人有利。
诉讼原理告诉我们，在刑事再审程序的运行过程中蕴含着两项基本诉讼价值的冲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裁判结论的确定力和既判力，这主要是指从保证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法的安定性方面，以及从防止国家滥用刑事追诉权，避免公民因同一行为而受到重复追诉的角度来看，法院的生效判决结论一旦做出，就应当具有"定纷止争"的效果，使得因为国家追诉机构发动的刑事诉讼产生最低的权威结论。不然，反复地就某一已决案件启动再审程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法院权威性的降低，并使被告人的命运与前途长期处于待定和不确定的状态。而涉及到的另一基本的价值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问题，司法公正是一系列价值的综合体，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实体结论的公正。假若法院所作的某一生效判决事后被证明在实体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使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定罪或处刑，在此情况下，法院如果仍以维持原审裁判的确定力为由，拒绝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那么发生在上述裁判结论中的不公正就将永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这种裁判即使具有较强的确定力和稳定性，也不过是使不公正的裁判得到错误的维持罢了。因此立法者在设计再审制度时，应当对裁判的确定力和公正性同时予以关注，使其冲突得到稳定合理的平衡。一般而言，各国会根据其主流价值观念作出一定的选择并有所偏重。
法国在设计自己的再审制度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裁判的确定力和公正性问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顺应了加强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世界潮流，这一潮流是以以下理论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再审程序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救济被错判而蒙冤的人，明确规定再审不加刑，可是被判刑人放弃顾虑，大胆申诉，以取得最后的纠正机会，这实际上有利于实现再审"纠错"的目的，同时再审不加刑也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延伸和保证，只有规定再审不加刑才能杜绝司法实践中种种变相加刑的做法。而我国在设计再审程序时，将目光过多的投注于裁判的公正性上，在法院或检察机关认为再审裁判"确有错误"时，就可以发动再审程序，随意性很大，不管对原审被告人是否有利，使原审被告人随时面临重新定罪量刑的危险，与当今世界注重保护被告人权利的潮流背道而驰，上诉不加刑原则很多情况下名存实亡，因此法国再审制度中的再审不加刑原则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
因此在重设刑事再审制度过程时，立法者应当将裁判的确定力和裁判的公正性予以同时关注，使其冲突得到调节和缓和。特别是要改变当前我国再审制度中片面强调"实事求是"，甚至坚持"有错必纠"的非理性观念，注重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使得包括"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追诉"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则得到确立和普遍的承认，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也使得法院的裁判的既判力、确定力和终结原则得到法律界和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可，即有关实体真实、有错必纠的观念应当让位于为被告人提供特殊保护的观念，这就为再审制度的重设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 关于再审程序的基本规定问题
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国再审程序可分为"非常上诉"程序和"申请再审"程序，按照其刑事诉讼法第567条规定，"非常上诉"是指对刑事审查庭的裁定，重罪法庭、轻罪法庭和违警罪法庭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其违反法律，可以因检察院或者败诉一方根据不同特点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20条和第621条的规定，非常上诉还包括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对于违反法律的司法文件、裁定或判决，附设于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可以根据司法部签发的正式命令，向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提起非常上诉；第二，对于一项由上诉法院、重罪法院、轻罪法院或违警罪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定或判决，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被提起上诉，为了维护法律，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可以不顾上诉的期限已满而依职权对上诉裁定或判决提出的非常上诉。这两种可称为为维护法律利益而提出的非常上诉。由于这里的上诉是针对终审判决和裁定，所以笔者认为其是法国再审程序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申请再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22条和第623条的规定，是指为维护被认为是实施重罪者、轻罪者的利益，享有申请再审权的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况下，而对任何一级法院的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中国再审程序设置基本类似的构造。综上法国关于再审程序的称谓包括"非常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
在我国再审程序即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只有五个条文，根据通说，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其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判时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审判监督程序"的这种称谓来自于原苏联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指对裁判违反法律而依法予以纠正的程序，从"审判监督"这个字眼我们就可以明显嗅到职权主义的味道，而同时给人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程序设立的目的就是纠正错误，追求实体真实，行政化的色彩很浓。
由上可以看出，关于再审的基本规定来看，法国对再审程序的规定比我国详细，并且根据再审不同特点，将其分为非常上诉和申请再审两大类，尤为特殊的一点是总检察长可以为法律利益而提起的非常上诉。但这种设置的明显不足之处在于人为的将再审程序分为非常上诉和申请再审两类，很多情况下并不科学，特别是针对重罪法庭或轻罪法庭的判决而提起的再审，而且笔者认为对于重罪法庭的审判，由于是陪审团审判，在这种情况下还允许针对其判决的事实认定的再审，这是对"陪审团裁断的事实视为真实"原则的亵渎。而我国对再审程序的规定又过于笼统，而且给它起了一个很行政化的名字。笔者以为，在我国准备健全、细化再审程序的同时，这一方面也应给与考虑，应还再审程序的本来面目，即应将"审判监督程序"这个不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的名字改为更合诉讼理念的"再审程序"。
三、 再审程序的启动问题
在法国再审程序的设计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非常上诉可以因检察机关或败诉一方的申请而开始，也可因驻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的上诉而开始；而可以启动申请再审程序的主体范围则更为广泛，依刑事诉讼法第623条规定，包括司法部长、被判罪人，如果被判罪人为无行为能力，则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如果被判罪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则其配偶、儿女、父母及其全部继承人或全额继承人，或者其明示委托者也可提起。此外，法典第622条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任何人可以为任何被判犯有重罪或轻罪的人，对已确立的刑事判决进行申诉，因此法国法定的再审复核申请主体范围很广泛，包括原被告、检察机关等，而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主体则更为广泛，任何人在发现判决错误的时候均可以提起再审申请。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原被告在再审申请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在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般因为以下三个原因而启动：法院的自行提起，检察机关的抗诉，当事人的申诉。依照法律规定，各级法院院长对于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启动再审程序，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因此，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是不受控审分离、不告不理等原则限制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再审制度的最大特点。检察机关对再审程序的启动，是通过抗诉实现的。具体而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以及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直接向同级法院提起抗诉，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可见，检察机关对某一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显然，检察机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再审申请者，而是拥有启动再审程序权力的"决定者"。再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仍然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或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经审查，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法院可以自行决定启动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申诉并不必然具有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效力，在更多情况下，这种以申请再审为目的的申诉充其量不过是法院、检察机关发现错误裁判的材料来源而已。因此，在引发再审程序的有效性方面，当事人的申诉与法院的自行提起及检察机关的抗诉不可相提并论。综上所述，可知在我国可以引发再审程序的主体包括法院、检察机关及当事人一方。
在此笔者并不赞成实行法国式的再审程序启动方式，毕竟其范围过广，特别是可以提起再审申诉的主体竟然包括全体公民，这显然是不能为我国立法所接受的。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法院有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这条规定值得商榷。从诉讼理论上讲，它违背了"无诉则无审判"的不告不理原则。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原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活动，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条件，也就是"不告不理"。可以说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有关再审的申请都应有检察机构或原审被告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而法院在再审过程中充当权威的裁判者。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在控辩双方未曾提起再审请求的情况下，自行就某一生效裁判发动再审程序。否则，法院就会成为再审程序的提起者和裁判者，违背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因此我国当前的这种规定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在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上，与法国再审启动相比，当事人一方权利与检察机关相比，严重失衡。法律规定被告人一方在提起申诉后，由法院对申诉意见以及有关的生效裁判进行审查，而被告人一方不被允许参与任何有关活动，因此有关再审程序是否启动的讨论，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暗箱操作"式的行政性审查活动。申诉所具有的这种性质和效果，使之与一般意义的"来信"、"来访"并无本质区别。而法律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即检察机关可以启动再审。这种再审抗诉与被告人一方的申诉相比，完全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效果，也使得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严重失衡。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当前的再审制度仍然是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一种构造方式。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削弱现行再审制度中存在的较强行政色彩，建立再审申请制度。即任何再审的提起都应建立在"诉"的存在和提出的前提下，也即取消法院主动或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其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审查控辩双方的再审请求，这才与诉讼理论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人双方才是真正的当事人，而法院只是居中裁断者的基本诉讼结构相一致。另外还应淡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增强其刑事追诉者意识，即在提出再审请求方面，检察机关应与原审被告人拥有大体上平等的权利，也即终止检察机关再审抗诉的特殊地位，使得再审抗诉与申诉在引起再审程序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效果。法院在接受无论是检察机关的抗诉，还是被告人一方提出的申诉时，都应避免"暗箱操作"，在抗辩双方同时参与下，并在听取抗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开始再审的裁定。
四、 再审裁定发回重审的受理法院问题
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非常上诉在经过最高法院处理后，可以作出以下三种处理：第一，上诉理由不足的，应当以裁定驳回非常上诉；第二，认为终审裁判或司法文件违法的，撤销原裁判或司法文件；第三，认为裁判违反程序的，可以宣告原裁判无效。对申请再审的处理，可以驳回再审申请，可以撤销原有罪判决。其中对于撤销原判决的，如果认为可以重新审理的，可以将被告人移送到与作出原判决的法院同级的其他法院重新审理，笔者认为这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点，笔者以为，这样设计在理论上是基于以下考虑：因为再审程序的启动即意味着原审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要受到重新审查，而通过再审，一旦将原审裁判加以推翻，原审法院和主持审判的法官一般至少会受到一些消极的评价。因此，可以说原审法院与再审案件有着程度不同的利害关系，由该法院重新审判，势必会对案件的公正裁判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重新审理的案件就应发回与原审法院同级的其他法院进行审理，才能实现案件的公平、公正审理。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在经过审理后，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作出下列处理：原裁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维持原判；原裁判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再审查清事实改判，或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其中区别于法国刑事诉讼法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第205条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发现生效裁判有错误时，原审法院可自行决定重新审理，上级法院可以提审，或指定下级法院再审，最高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要求法院再审，但无论是何种原因而启动再审程序，原审法院在再审程序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情况下充当再审程序中的裁判者。这就是说我国再审中裁定重新审理的案件应发回原审法院进行审理。
笔者认为，法国的这种发回重审的特殊规定更能达到再审的公正合理，因为我们应当看到，再审程序的客体是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一审、二审程序，因此既然再审程序的审判客体是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那么引起纠纷的该判决、裁定的制作者和承受者才是实质上的当事人，判决、裁定的承受者认为错误的裁判损害了自己的正当权益，而要求通过新的审判程序加以认定和纠正；而做出了生效裁判的一方则有权维护自己所作裁判的正当性、合法性，并对错误裁判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审判原理，裁判者应当超脱当事人双方并在二者之间保持中立，从而保证裁判的公正性。"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的法官"是审判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由原审法院对再审案件重新审理不利于实现法院在再审程序中的正确定位，从而保证司法公正，使纠纷得到令人信服且富有成效的解决。我国再审程序中规定原审法院在再审程序中的特殊角色，经不起理论的推敲。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再审程序中应弱化原审法院在再审程序中的特殊角色，取消其对再审申请的审查权和对再审案件的裁判权，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和对再审案件进行裁判的应当是做出生效裁判的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在对再审案件进行审理后，根据情况可以做出维持原判或撤销原判的判决或裁定。撤销原判后，法院可直接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为保证重审的正确性，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将案件发往与原审法院同级的另一法院重审，将"发回重审"理解为发回原审程序而非原审法院。
以上通过对中法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规定之比较，笔者对我国再审程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阐述，并提出重设完善的一些观点。但在比较中我们应当首先有这样一个理念，任何制度都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任何脱离实际的生搬硬套，只会带来南柑北枳的结果。所以我国立法者在重设再审制度时，一定要植根于我国国情，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作者简介：顾苗，女，安徽合肥人，E-mail:xingchi05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