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7月13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
第三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提取和管理
第四章 其他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与农民负担有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所承担的村提留、乡（包括镇，下同）统筹费、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下统称劳务）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条 向国家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并依照法律、法规承担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必须切实履行。
除前款外，任何组织和个人违背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愿，要求其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拒绝，并可向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检举揭发或依法提起诉讼。
第五条 农民负担的管理，应当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利益，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合理的原则，实行群众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村提留、乡统筹费必须坚持定项限额、定向使用。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纠正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教育农民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审计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的承担数额及使用情况；协助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件；制止非法要求农民无
偿提供财力、物力和劳务的行为；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乡人民政府主管本乡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物价、计划、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
第八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是指农民依法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公共积累和各项公益事业费。
村提留包括：
（一）公积金；
（二）公益金；
（三）村社（组）干部报酬；
（四）修建费；
（五）管理费。
乡统筹费包括：
（一）乡村两级办学经费；
（二）计划生育补贴；
（三）义务兵优待金；
（四）民兵训练补贴；
（五）敬老院补贴。
第九条 农民人均年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乡为单位，以法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其中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
乡统筹费由乡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状况提出预算，严格执行定项限额，一年一定，统筹使用。各有关部门不得规定比例，也不得进行县级以上的专项统筹。
第十条 公积金主要用于本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村屯道路建设、植树造林、生产性固定资产购置和兴办集体企业。
公积金的提取额不得低于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一。
第十一条 公益金主要用于本村的五保户供养、特困户和因公伤残人员的补助、合作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文化娱乐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第十二条 村社（组）干部报酬主要用于村级半脱产、误工补贴干部和社主任的劳务补贴。报酬实行定额补贴和误工补贴两种形式。
村半脱产干部报酬（含各类奖金）实行定额补贴，其补贴标准相当于本村中等劳动力承包纯收入的平均水平；误工补贴干部、社主任（组长）的年人均补贴额不得超过半脱产干部报酬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三十。
村领取定额补贴、误工补贴的干部（含会计人员）五至十人，社主任（组长）为1人。村社（组）干部应合理配备，兼职使用。村社（组）干部具体补贴人数和标准，经村民会议讨论，由乡人民政府根据村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确定，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村社（组）干部报酬，可以同工作任务挂钩。在报酬之外设立临时单项奖的，奖金不得向农民统筹。
村护林员、防疫员、电工等人员的报酬不得从村提留中列支。
第十三条 管理费主要用于村社（组）干部办公费、旅差费，以及其他管理性费用。
第十四条 修建费主要用于本村办公室和校舍的修建。修建费要逐年提取，先提后用。
第十五条 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不含村校舍修建费）用于补贴本乡范围内乡村民办教师工资、乡办学校校舍的修建。
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征额度，应根据当地经济状况、群众承受能力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由乡教育管理机构提出，乡人民政府审核，提请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备案。
民办教师实行工资制，参照同等公办教师工资标准评等定级。国家拨给民办教师的补助费要计入工资，不足部分由乡统筹费列支。
第十六条 计划生育补贴主要用于独生子女保健、受术者营养补助等。计划生育补贴只能在计划生育经费不足时由乡统筹费列支。
第十七条 义务兵优待金主要用于农村现役义务兵家属的优待。有责任田的，给代耕费；无责任田的，给合理补差。
第十八条 民兵训练补贴用于民兵训练伙食补助。民兵训练顶劳务。组织民兵执行勤务，由组织单位负担费用。
第十九条 敬老院补贴用于敬老院老人生活费和院舍修建。敬老院老人生活费按不低于当地农民生活消费的平均水平统筹。敬老院工作人员报酬，由敬老院多种经营创收支付，不足部分由乡统筹费列支。
第二十条 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村办公室和校舍。除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外，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五至十个农村义务工，其中公路建勤不得超过五个工日。农村义务工一般不得出县境使用。
第二十一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十至二十个劳动积累工。有条件的地方，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劳动积累工应当主要在农闲期间使用。
第二十二条 乡级道路修建，农民主要承担劳务，修建桥涵等所需材料费，由当地交通部门从养路费中给予补助。
第三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提取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属农民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集体资金的性质和用途。
村提留、乡统筹费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第二十四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主要按农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
承包耕地的农户按其承包耕地面积或者劳动力向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其他各类承包经营户、多种经营专业户、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具体承担标准，由乡人民政府确定。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者应在税后按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所在地规定的提取比例，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二十五条 对收入水平在本村平均线以下的革命烈军属、伤残军人、失去劳动能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困户，经村民会议讨论评定，可适当减免村提留。
第二十六条 人均收入较低、难以缴纳乡统筹费的村，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审核，乡人民政府同意后，提请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核减乡统筹费。
第二十七条 农村劳务以出劳为主。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须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以资代劳应合理折算代劳金。代劳金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用于支付代劳者的劳动报酬。
第二十八条 对因病伤残等不能承担劳务的，由社（组）评议，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第二十九条 使用乡统筹费和劳务的单位，应在年初提出用款用工计划，列入当年预算。使用时，须经乡主管农民负担的领导批准；使用后，其原始凭证经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审核，统一记帐，统一核算。
第三十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全年统算统收制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民政府在年终时组织收取，不准搞预收。
第三十一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预决算制度。
村提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三月末前做出上年决算并提出当年预算，预算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乡统筹费由乡人民政府每年三月末前做出上年决算并编制当年预算，提请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连同本乡范围内村提留预算一并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纳入帐内核算，按使用项目设置会计科目，分户立帐，分项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平调。
第三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提取和使用情况，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乡统筹费和劳务的使用部门或单位，应当接受同级或上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对乡统筹费或劳务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第三十四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的提取、使用情况，实行财务公开制度。乡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在每年三月末前，将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使用的上年决算和当年预算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其他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省直各部门和各市、地、州、县（市），不得自行制定增加农民负担的文件。确需制定的，须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六条 面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项目设置、标准的制定和调整，须经省财政、物价主管部门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依法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在收费时，必须持物价部门制发的“收费许可证”，并出具财政部门监制的收费票据。
第三十七条 严格控制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义务性集资。确需集资的，必须在法律、法规和国家及省有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项使用的原则进行；集资项目的设置和使用范围的确定，须经省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农
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农民自愿集资用于兴办村、乡公益事业的，须经村民会议或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在农村设立的各类基金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无权在农村设立各类基金项目和收取基金费用。
第三十九条 面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各种牌照、证件、标志、簿册等，必须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或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订书报杂志、发行有价证券，或要求其捐款捐物、投资入股、提供赞助、参加保险（法定保险除外）等，应坚持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行政手段硬性下达指标，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摊派。
上述款项，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集体资金垫付。
第四十一条 农村放映电影，在有固定放映场所的地方，要采取售票的方法；没有固定放映场所的地方，放映单位可与乡、村鉴订合同，确定放映场次和收费办法。
第四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立机构或配备人员，其经费不得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不得由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
第四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或群众团体为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经济、科技、劳务、信息方面的服务，应坚持自愿的原则，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执行前款需要收取服务费用的，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给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种补贴、民办公助事业费、专项投资款、扶贫救灾救济款、优惠物资、返还的减免税费以及贷款、预付定金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乡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上述款物的拨付及使用情况，
及时向农民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强制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预收各种服务性费用。农民同意预收的，必须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预交者返还利息。
第四十六条 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职能的单位，要求村社干部或其他人员参加各类会议或培训班，其经费由主办单位承担，不得向村社干部或其他人员收取。
第四十七条 供给农民的生产资料，应按有关规定保证及时供应。属国家平价销售的，不得截留，不得转为议价，不得搭配滞销商品；属议价销售的，其价格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上浮幅度。
第四十八条 国家定购的农产品，收购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等级、价格，不得压等压价收购。对收购的农产品，应当及时兑现收购款。
第四十九条 任何部门或单位在国家定购任务外，不得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派购农副产品。
第五十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或变相收取各种保证金、抵押金。
第五十一条 农民自愿预留生产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留取额度。
第五十二条 对农民罚款、没收财物，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制定的文件，违反本条例的，制定的文件无效，并由有关机关依法予以撤销。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可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村提留或乡统筹费超出规定项目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对乡统筹费项目规定比例或进行县级以上专项统筹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使用村提留、乡统筹费或劳务超出规定范围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规定，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按规定程序预决算、不纳入帐内核算、不专款专用或不张榜公布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不接受审计监督的。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物，或者给予经济赔偿，并可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村提留或乡统筹费提取额度超出标准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强制要求农民以资代劳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预收村提留或乡统筹费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擅自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费、集资或设立基金项目和收取基金费用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发放牌照、证件、标志或簿册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强制要求农民征订书报杂志、购买有价证券、捐款捐物、投资入股、提供赞助或参加保险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摊派公务费用的；
（八）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收取服务费超出规定标准的；
（九）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截留挪用拨付给农民的各种资金或物资的；
（十）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强制预收各种服务费用或预收服务费用不返还利息的；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擅自收取会议费或培训费的；
（十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销售生产资料、收购农产品不执行规定价格、标准或不及时兑现农产品收购款的；
（十三）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非法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派购农副产品的；
（十四）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非法收取各种保证金或抵押金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增加劳务或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经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审核，由乡人民政府在下一年度用工计划中扣减，或者由用工单位按标准工日给予农民出工补贴，并可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二条规定，收费不使用统一收费票据、非法对农民罚款或没收财物的，按照《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由物价、财政、审计、技术监督等部门进行处罚的，物价、财政、审计、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五十九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和抵制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进行各种摊派的单位和人员打击报复，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处理；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民拒绝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或提供劳务，属承包经营户的，按照《吉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合同条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属非承包经营户的，应从拒绝缴纳之日起，每日收取应缴纳额（提供劳务的应折款）千分之一的滞纳
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凡本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3日
内容提要: 解雇权与就业权存在着冲突，是劳动法面对的难题之一。法国劳动法就解雇权的规制，经历了从私法思维到社会法思维的转变。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把解雇权视为形成权，因而解雇权不受合同法以外的法律之限制。但是，社会法思维把解雇权社会化了，解雇权不再单单是私权。国家开始介入解雇权的行使，要求解雇必须实体上具有“真实且严肃的理由”。雇主还必须遵守严格的解雇程序。任何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违法将导致雇主面临经济上甚至刑事上的惩罚。而且，法国劳动法还设置了独立的劳动司法机构，这是规制解雇权的司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