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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及新要求
　　　　　　　　　　　　　　　　??以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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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事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由于我国证据法治的滞后和不足，迫切要求建立致密可行地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以避免由于证据规则的粗疏致使审查判断证据“衡证无方”，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刑事证据制度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制度与规则的设计也并非尽善尽美，本人拟通过审视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证据规则，试图唤起对证据制度的理论评议，以期实现刑事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据制度　完善　要求
一、引言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正义就无法得到彰显。
在刑事司法文明早期的神示裁判制度下，真实的发现与认定依靠“神灵指示”而非证据与证明，其非理性特征使得证据在该裁判方式下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意义。现代诉讼随着“神判”制度的消融，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 它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诉讼活动首先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公正处理。而建立和健全证据规则才能保证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使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事实真相。因此，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被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在陪审团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规则式”证据制度，由于该证据制度过度强调客观真实，对证据关联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证据可采性等问题语焉不详，加之强势行政力量的渗透使得司法趋向行政化，相应也使得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衍生了过度强化行政力量的弊病，造成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系统完整性的证据规则无以建立，证据法内容粗糙片面，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纳与否随意性大。制度上的缺失催生和助长了司法实践中的各种违法现象，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刑讯逼供和冤案、错案现象，特别是个别震撼社会的“亡者归来”的冤案，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这些冤案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拷问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冲击着国人的法治信念。
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防止出现误判、兼顾发现真实之外的司法价值为己任。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刑事证据制度与传统社会显然不同，它已经不再是实体法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工具，相反，它应逐渐成为确保司法程序正常运作与司法裁判准确无误的程序性目标的重要保障。为了防止司法误判或保障更为重大的法律价值，某些证据即使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也不能被采纳。“传统社会乃是‘让被告来坦露事实’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则是‘让辩护方驳难控方证据’的逻辑，前者是致力于“证明性”的逻辑，后者是致力于“可采性”的逻辑。”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中国几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使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日益增加，这种权利诉求不仅要求实体结果上的公正，更要追求程序意义上的公正。尽管实现程序正义不一定有利于真相的发现，但实体正义的实现却离不开程序正义，实体是否正确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而公正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真相的发现和结论的正确性已经不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唯一目标，刑事司法不仅要受到认识论的制约，还要受到价值论的指引，既要求“真”还要求“善”。 刑事司法实现程序公正，就是要使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尊重，使刑事司法制度在赋权的同时更要限权，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安排，为权力的运行设定相应的条件和程序，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从而使其彰显出对法治精神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由于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影响广泛，因此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必须强调程序公正，就是要在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和公平待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就是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有关程序都必须具有正当性；公平待遇原则，就是要求诉讼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不仅司法面前人人平等，证据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坚持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举，加强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构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承继了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证据质证三原则再次予以确认，并对“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厘定了证据的概念、增加了证据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细化了证明标准、落实了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拉出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证据问题始终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证据概念的“材料说” 标志着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了；以“开放列举式”的方式，在证据种类上增加了电子数据，并赋予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证据地位，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无不体现了对证据的理性认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提升到了基本法律层级，这些修改在反映立法者证据意识的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新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不仅需要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更需要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能够自觉运用证据及证据规则，通过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努力追求并促成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
二、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实行证据法与诉讼法合一的立法体例，刑事证据制度的设定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认识论取向，缺乏“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等现代证据法理念。 尤其在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粗疏且缺乏系统性，除了简要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少量证据规则之外，诸如可采性规则、关联性规则、传闻性规则、意见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之类的现代刑事证据规则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可以说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证据制度的突破，凸显了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但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还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立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
探究所有冤错案成因的背后，不难发现都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影子。尤其是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可变性大，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其真实性完全没有保障，“捶楚之下，何求不获”。在侦查阶段遏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审判阶段审查证据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尽管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确实真实的证据，但这是保障无罪不受追究、有罪依法处罚、实现司法实体公正的必要代价。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是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中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在于取证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的方法和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是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因而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证据裁判原则应当明确。
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一项证据法原则，甚至被视为证据制度的“帝王条款”。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在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同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该原则一方面要求裁判必须依靠证据，另一方面，严格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程序，以规范法官权力的行使，并最终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要求。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全面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但在法律文本上并未明确写入该原则。根据证据裁判原则，没有证据或证据没有达到相应的证据要求，就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也即应当推定为无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控方的举证责任，这对于处理事实真伪不明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控方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法院经过全面审查核实，指控犯罪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作出无罪裁判。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笼统、过于客观，实践中还是要靠刑事司法人员进行主观判断。无论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都是以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知程度作为证明标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在总结实务经验并借鉴域外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求刑事司法人员从主观方面印证“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要求。根据立法精神，刑事司法人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不应当存在符合常理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否则就不应当按照诉讼的程序向前推进。“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与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除此之外，补强证据之有无，及科学证据之取舍，法官亦无自由判断之余地。”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作出以证据为根据，避免了以主观臆断或者其他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情基础的现象，是对法官恣意擅断的最为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增强司法裁判确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三）非法证据实质范畴应当厘清。
所谓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并非证据本身所自有的属性，而是侦查人员在获取证据过程中的手段、程序，或者说证据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是违反法律的，因而形成了非法证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区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前者既包含了在程序上的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也包含了实质性的违法，如刑讯逼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个“等”字使得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 当然界定“威胁、引诱、欺骗”的适当界限难度不小，以“引诱、欺骗”方式收集证据，由于很多时候与审讯技巧、侦查谋略难以区分清楚，尚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导致言词证据虚假或明显以非法利益进行诱骗的，则也要考虑综合全案情况审酌予以排除。但立法采取的回避态度无助于实务难题的化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实践中在这类非法取证手段处置中的混乱状况。
通常而言，刑讯逼供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主要是指各种物理强制力的使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长时间罚跪、长时间不准睡眠，固定蹲姿，冻、饿、晒等，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能否被解释为“刑讯逼供”应不无疑义。 “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中“等非法方法”的理解，我们应尊重立法精神，不宜单纯限定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的范围内。具体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从实践上看，非法取证的情形远非如此。对于违法程度、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被害人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愿陈述的非法取证情形，应当归入“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但立法中没有细化表现的具体形态，有关刑讯逼供的条款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着再解释的需求，因为其无法涵盖侦查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非法取证手段。
从常理上讲，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不是严重违法或者严重妨碍公正审判，则不必排除，因为它不涉及人身权利，而且违法也一般不会造成内容的失实。但如果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口供进而获取实物证据，即某些衍生证据，虽不属于必须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应如何认定？如果放任这种证据被采信，是否等于变相纵容了刑讯逼供？这即西方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争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于这种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遵循怎么样的程序、由谁判断可能仍需进一步释明，以使这种补正或合理解释能真正涤除其获取的非法性。
（四）非法证据排除或应对其程序进一步细化。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规定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举证责任，甚或也明确了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赋予非法证据更多的排除性程序，并没有明确此种规定与实体审理的关系，也没有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可采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为有关的程序性保障规则没有细化，对于这一排除规则我们仍有一系列的疑问。比如，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辩方在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应当提供足以令法官怀疑取证合法性的线索或者证据，这种提供线索的行为是否属于证明责任的分担不无疑问，如果让辩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理论依据何在？被告人、辩护人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其所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标准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被告人、辩护人如果提出排除某一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是否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而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纳入专门的司法听证程序之中？如果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申请被一审法院驳回，那么，他们能否在上诉中将此问题列入二审审判的对象？换言之，对于法院驳回申请的决定，被告人、辩护人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司法救济途径？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这种追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再审视，以期使其在程序上更一步细化，以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只是书面的规则，而便于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
三、庭外征求意见不应摒弃质证原则。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这即证据质证原则。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了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审判人员在开庭以前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此种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就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意见应如何处理直接拷问着证据质证原则。质证需要的是“面对面”，但庭外征求意见是一种“背靠背”的处理方式，控辩双方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对称的。以此方式证据很可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作为定案证据了,但其质量却存在很大风险。 庭前会议程序或可能节约司法资源，但与案件蕴涵的人权价值相比，公正的位阶理所当然地要居于效率之上，而一旦在审判中这种程序被“泛化”变通，其后果不堪设想。
四、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破解，与传闻证据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传闻证据是指陈述在法庭以外，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或者由他人制作的讯问笔录，或者由他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转述，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一种口头或者书面的意思表示，或者有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如侦查机关向证人所作的讯问笔录，证人在法庭转述或以动作表达他人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等。 传闻证据被排除的理由一是由于证据材料受到了不适当的主观倾向的污染,存在着复述不准确或伪造的可能；二是由于传闻证据是未经宣誓提出的，又不受交叉询问，其真实性无法证实；三是由于传闻证据并非在裁判者面前陈述，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同时也侵犯了对方的对质权。
证人出庭作证率过低，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信力，缺乏充分质证的证人证言谁也无法保证它的证明力。新刑诉法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同时规定证人证言只有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对证人作证的补偿办法、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这些规定破解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但不出庭接受询问证人的证言笔录依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如何让出来说话的证人说实话仍然是制度设计中的理论迷题，证人出庭作证与真正传闻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五、结语。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实施，仰赖于无罪推定等刑事司法观念的养成、践行与理论研习，司法观念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司法人员的行为选择。虽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形式虽均已是西方的模式，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及其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却无一不体现并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有精华亦有糟粕，证据意识的缺失、程序观念淡薄而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问题的产生，或为此中不折不扣的糟粕。
立法往往给人以“美轮美奂”之感，但到了操作层面，很容易就被逐步异化成了“潜规则”，最终令法律“缴械”。“徒法不足以自行”，刑事证据制度已然修改，各种规则的设计虽不尽善尽美，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刑事证据规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细化相关的规则，如举证时效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品格证据问题，在司法理念上需要从绝对的理性实证追求向彰显程序正义、注重价值权衡转变，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终极目标的同时强化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机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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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孔慧娟：《浅析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法制与社会》，2010年27期。
对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内容的勘误和补充

宋飞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李秀清所著《日耳曼法研究》，是继民国时期北平大学民法教师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说》、新中国外国法制史前辈由嵘《日耳曼法简介》之后国内的唯一一本论述日耳曼法的法学专著，该书于2005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填补了我国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空白。欣赏之余，也要谈谈对该书内容的一些勘误和补充，以供更多的人参考：

一、对中世纪早期一些日耳曼的伟大法学家缺少必要的介绍

　　该书第15—25页介绍了西哥特法典，却忽略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圣伊西多尔（Isidorus Hispalensis，通常作Isidore of Seville，约560/570－636）。
　　此人是一位隐身寺院的法学家，准确地说是中世纪早期颇负盛名的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和自然法学家，是位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王国的伟大人物，出生于西班牙长第根纳的贵族家庭。幼年亡父，由其兄、姐培养成人。以后在塞维利亚的修道院接受教育。并成为一名修道士。公元600年前后，接替其兄林德(Leand er)，成为塞维利亚地区的主教，任职长达36年，成为西班牙当时最有影响的主教。任职期间，他创办了一所有一定规模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学校，劝化西哥特人皈依正统基督教。公元633年，他以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托力多第4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其中包括统一各地区的教仪、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等。
　　伊西多尔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为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在于他为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欧文化和教育事业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文化衰落中复兴、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西方教育史上，他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中世纪学校的课程建设，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由于对复兴西班牙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的重要贡献，伊西多尔就被誉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他去世后，第8次托力多会议决定尊他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1722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三世追赠他为“圣徒”。 圣伊西多尔现被供奉为西班牙马德里市的守护神。罗马教皇正考虑让他担任互联网用户和计算机程序员的保护神。
　　他生前著述甚丰，但绝大部分为神学著作，与教育问题直接相关的主要是《词源》这部巨著。他的不朽贡献《词源》20卷（中译本现藏台北图书馆），是从以往的拉丁语名著中摘录而成的百科全书，该书取材广泛、旁征博引、探本求源（这也是作者所取书名的原意）、图文并茂,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许多世纪，是世界上第一本百科全书。
　　《词源》(Etymologies)，又译作《词源学》、《语源》等。作者生前未完成该书。在他去世后，由西班牙萨拉哥撒主教柏兰利奥格根据其手稿整理刻行。全书共20卷，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4卷，主要论述七门“自由学科”，其中第1、2卷论前三艺(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第3卷论述后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第4卷论述医学。第二部分包括第5—8卷，其中第5卷为“通史简编”，第6卷为教会礼仪，第7卷论神学，第8卷介绍各地教会及各种异端派别。第三部分包括第9—12卷，其中第9卷论人类和对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居民进行分类，第10卷论文学，第11卷论人与人性，第12卷论幼物。第四部分包括13—16卷，其中第13卷论天文，第14、15卷论地理，第16卷论矿产。第五部分包括第17—20卷，其中第17卷论文化，第18卷论战争，第19卷论建筑及服饰，第20卷论菜肴及家庭用品。
　　在《词源》这部巨著中，伊西多尔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要求，将所搜集到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和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加以汇集、整理，并予以阐释。伊西多尔全盘接受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对诸如原罪、救赎、地狱、预定论等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做了具体的阐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教育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些见解。
　　伊西多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目的就在于获得上帝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不断地修练自己的德行，克服贪婪、奸淫、悭吝、嫉妒、忧虑、忿怒、虚荣、骄傲等恶行，以获得信、望、爱的“神德”。只有获得这三种神德，人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结合。
　　修练德行的途径有很多种，如忏悔、祈祷、冥想、劳作等。其中较为重要的途径是努力获得智慧。所谓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而耍获得智慧，又必须致力于学习各种知识。
　　知识虽然不同于智慧，它的对象只是暂时的世界，但它对于获得智慧，并最终获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有一句名言：“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学习，就象永远不死一样。”
　　既然知识的学习是为了获得智慧、认识上帝，因此，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必须以此为原则。伊西多尔坚决反对不加选择地学习一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认为许多世俗知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应当坚决取缔。他尤其反对学习诗歌，认为诗歌将会败坏教会的风气，损害神职人员的道德。他所主张学习的，首先是《圣经》，认为学习《圣经》有助于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其次，他主张学习基督教教父的著作，特别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在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中，他强调学习七门“自由学科”（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和教父著作。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古希腊、罗马异教作家对基督教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了解这些作家的著作，如哲学、历史学、物理学等。
　　《词源》一书问世后，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中，一直是西欧各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学校“七艺”课程的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欧人了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在7世纪，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对于原有的罗马文化、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西欧正处于文化荒芜的“黑暗时代”。在当时，除英伦三岛外，欧洲大陆对希腊、罗马文化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词源》对于西欧人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摆脱愚昧无知，的确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进一步地，由于它汇集了一部分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延续传统文化的作用。这些对于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文化和学术“复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词源》汇集了当时所有各方面的知识，并加以较为系统的安排，因此，它不仅是公元7世纪的百科全书，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拓展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内容，对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它努力使学校教学内容、教材系统化，这也有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进步。再一方面，它第一次把“七艺”的前三科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科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
　　当然，不应当把《词源》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人为地拔高。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所辑录的一些古代作品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错误，有些甚至是以讹传讹。更为严重的是，本书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作了许多人为的剪裁，从而阉割了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本精神，这对文化的保存、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在法学上，伊西多尔的《词源》为我们记载了他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学史上，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分类。他主张：“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但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伴事情能够正确地符合理性的法则时,它才可以就是合乎正义的。”他还引用先知何西阿（Hosea）说明如下理论：“上帝基于仁慈给人善的统治者，基于愤怒给人恶的统治者，以此作为对人的罪的惩罚；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都应当服从国王，因为他是上帝任命的。”并告诫统治者： “只有他自己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让法律约束所有的人。”强调,上帝任命暴君或仁君的决定是根据一个国家人民的情况而作出的。“如果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上帝就给与他们一个仁德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是邪恶的人民,上帝就将让一个苛暴的统治者来对其统治”。 指出，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应被作为政府行事的首要标准。他为作为规范的正当法律开了一个详尽的处方：“如果一个法律意欲被遵守，公正，符合自然以及祖先的惯例，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那么，它就必须是有用的、清晰的（没有包含会人们产生误解的内容），应是为了全体公民而非任何个人的利益而起草的。”这一论述，经常被后世的作者提及，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认为法律应服务于共同利益；圣伊西多对国王的界定也是如此，认为统治者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国王因其统治取得国王的权利（reges a regendo vocati）……不正当行事者不能进行统治（qui non corrigit）。因而，王的权利因其正当作为而葆有，若错误行事则失去。古人有谚曰：若你是对的，你将成为王，反之不然。”英国人阿尔琴（Alcuin，约735～804）是查理曼大帝的老师，对伊西多尔的上述观点大加赞赏。在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仪式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说，作为皇帝，他应受先前的罗马皇帝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因而，在这一严格意义上，查理曼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legibus solutus）。约于850年生活于列日的主教辖区(Sedulius Scotus)的爱尔兰人塞德柳斯在他的《论基督的统治者》一书中也持该说，他如是告诫：“虔诚的统治者尽力要遵从一切事物的最高主人的意旨和神圣命令。借助于主的神圣意旨和法令，他从未怀疑自己已然上升到那一权威的顶点……明智的统治者承认他身受神的召唤……因为，若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怎能够做基督教徒的统治者？塞德柳斯还以更为一般性的言辞规定了基督教的统治者，即意欲臣民很好地遵守其命令，并决心矫正其他人过错的统治者自己不能够犯下他严格禁止其他人所犯的罪行。”
　　除了理论以外，伊西多尔还参与法律实务，他为西哥特王国进行了大量的立法；体现在《厄维哥法典》（the code of Ervig，681）中的国王几乎完全脱离了其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起源（即，国王是受宪法限制的这一日耳曼的原初观念），法律中蕴涵的理论坦白地认为王权来自神授。但是，这一点并不是统治者专断权力的正当理由；恰恰相反，上帝命令国王统治人民是为了疗救人类罪恶的堕落，统治的目的在于改善因人们拒绝神圣的法而处的悲惨的境遇。换言之，正如瑞卡德（Reccard, 586-601年在位）国王所说的那样，万能的上帝授予他王权是为了照看人民的利益（“pro utilitatibus populorum”），或者，像厄维哥皇帝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拯救他的国家和臣民（“ad salvationem terrae et sublevationem plebium”）。公共福利（包括灵魂的救赎）是政府和国王存在的首要目的，这一论调频繁出现在西哥特的法律中。

二、对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未作文字交待

　　该书第277页介绍了赠与教会财产问题，却忽略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法律渊源——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信托立法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制度。但现代信托法则起源于英国衡平法上的“用益权”（use）制度。正如李秀清在该页中所介绍的：“因基督教因素的渗入，广泛宣扬‘施舍将有好报’的观念”，日耳曼的“国王或其他信教者常赠与教会组织以财产”。 11世纪的英国（英国人和德国人统属日耳曼民族），当时法律也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规定对教会不征税，这就使得宗教信徒更是经常把土地等财产捐赠给教会。这样便使得土地大量成为教会财产而影响封建领主的利益。到了12世纪末叶，英王亨利三世就颁布“没收法”，规定谁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就予以没收。为规避土地没收法和逃避封建税费，土地捐赠人就把土地委托给别人使用，土地的收益则归教会。这样，土地捐赠者就成为委托人，受托管理和使用土地的人就成为受托人，教会则成为受益人。这种做法就称为“尤斯制”。这种做法不为普通法院所承认，但却受到衡平法院的保护。英国衡平法院在解释1535年议会颁布实施的《用益权法》时保留了受让人对不动产负有作为义务的用益权（即主动用益权），将其改称为“信托”。信托制度到19世纪成为英美法系的一大特色，20世纪初也为一些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日耳曼法系）国家所引进。

三、对陪审制度的起源和产生的理解值得商榷

　　该书第436页在对关于使用以提起控告为目的的陪审团所作的注释，李秀清的观点似乎与我之前听说的一种说法不同。根据2001年下半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学习时，擅长法制史的郭义贵老师，在给沙丽金、林萍编写的《法律英语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第1版）中的第15课“The Jury（陪审制度）”最后一个自然段（见该书第216页）所作译文：
“陪审团的起源：
陪审制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千年前由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建立的法兰克帝国。这些君主，为了成功尝试统一帝国，发展了一种诉讼程序，叫做’纠问’或’有陪审团参与的审讯’，以决定王权的性质和范围。他们召集乡村人，要求他们讲述对国王权力的理解。这些权力已经查明，即被中央政权所采纳。这里既没有指控、裁决，也没有审判。在这些过程中，国家从公民那里获得有关权力的信息”。（该译文加入了我个人的理解）
　　这一段文字很有一点社会契约论的味道，和李秀清所注的由法官召集众人发式并检举违法行为的说法出入很大。

四、对《采地论》及其作者没有提及

　　该书第494页在论述伦巴德法时，缺少对意大利中世纪中后期法学家、米兰元老院议员哲拉尔都斯.奈遮（Gerardus Niger）和奥柏秃斯.德.欧尔托（Aubertus de Orto）合著《采地论》（Le Liber Feudorum或Des Fiefs，也译作“封地论”）。根据我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第326、405、421、431等页的解读，我发现《采地论》成书于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Friedrich I，绰号巴巴罗萨[Barbarossa]，意即红胡子）时代（约1122年—1190年6月10日），两位作者是在意大利根据伦巴德人的习惯法写就的封建法律史专著，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主要代表和核心人物古耶斯（Jacques Cujas，通说译为“居雅士”，1522—1590）对该书作了大量论述和注释。

五、对《波瓦西习惯集》的作者介绍不够详细

　　该书第497页在论述《波瓦西习惯集》（又译为《博韦人的习惯法》、《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时，对其作者——博马努瓦（Beaumanoir，也译为“波马诺亚”）的菲利普.德.瑞米（Philippe de Remy,1246/1247—1296）描述甚少。笔者则发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菲利普是青睐备至，在其书下册第234—283页多处印证了菲利普的上述作品。通过整理和对照王笑红译的爱尔兰法制史专家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3－124页，我发现 菲利普生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称“圣路易”，1214—1270）时代之后，是一个人法统一论者，他要求贵族必须守法并要监督其臣民守法，因为国王自己也是如此，但他的重心不是国王应受法律约束，而是极力维护和扩大王权。




以上是我初步看出的一些问题，不当之处，还请更多的笔者指正！

参考文献：